父親與車：記憶 / 邱辛曄
圖書館的新書增加了不少。確切的說，是購買的書不斷上架，但被借閱的數量正在減少： 雖然可以上網預訂、取書，但不如在書架前瀏覽便利。對於沒有確定閱讀目標，也不以做學問為追求的讀者而言，走過一排排書架，和某本書突然對眼，本身就是一件愉悅的事件。
我因為在圖書館工作，在新冠疫情中，還能享受那樣的「豔遇」。而且，看著一個接一個「美人」在書架婷婷玉立，頗為不忍，往往一下子帶回家數十本之多，即使翻書多，仔細閱讀少。《歲月慈悲》，一本華語文學散文集，就是這樣被我帶回家的。
今天翻閱，看其中一篇，詩人楊牧的「記憶」。其中說：「我很憐憫那些沒有童年記憶的人 — 也許他們並不是沒有童年，當然不可能沒有，只是他們竟忍心讓那些記憶流失，消逝在歲月的背後，好不珍惜。……」他是說，留住記憶，歲月在記憶中能有「發生過」之後的又一種生命吧？是說，詩人尤其敏感而知惜？也許他說得有點狠，那些記憶漸淡者，何嘗是「忍心」呢？或者，記憶本身也是有生命的，持有它的人，未必能控制記憶，記憶更有潛沉、默然的性格；而人有百種，他們的遭遇和苦痛，和記憶的關係，則有千般的複雜。
窗外，一部車慢慢開過，在才清掃了積雪的路面上，輾出悶悶的聲音。父親和車，幾個圖像突然進入了我的思緒。片刻的時間裡，濃縮的記憶釋放了。
我小時候，車，主要指公交汽車，卡車。小汽車是很少的，有，也不入尋常百姓居住的弄堂，城市邊緣的狹窄馬路。簡而言之，和日常生活無緣。有一天 —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，家裡來了客人。我父親的表妹和她的丈夫，從廣州飛到了上海。我父親三歲沒了娘，那位表妹是父親的親阿姨的女兒。父親十二歲那年，去青陽阿姨家走親戚，他的祖父、父親，就是那天，被日本軍人抓走、殺害的。表妹在三年「自然災害」中，闖關東去了，在那裡安家。丈夫是退伍軍人，是獨臂將軍余秋里的部下，十八歲當了師長。退伍後，隨老首長進入大慶油田。這次從東北飛到廣州，又飛上海，有油田副總指揮的身份。奇怪的是，到上海的一個目的，是取一部小車，然後一路北上回東北。我至今記得，表妹夫婦（也就是我的表姑和表姑夫）飛到上海，沒有住賓館，卻要住在我家。父母把一張大床讓出來。姑父身高在一米八五以上，魁梧壯實，在不到十歲的我的眼裡，如神一般氣度軒昂。那晚，他們帶來的菠蘿，是我第一次看見這種水果。
姑姑和姑夫回東北前，要去無錫、青陽探親。這麼多年，姑姑還沒有回過故鄉。他們請我父親陪同，父親也義不容辭，而且分享了他們「衣錦還鄉」的光榮。於是，父親也許第一次坐上了小汽車。那天早上，一輛蘇製伏爾加豪華轎車開到了弄堂口，接了三位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小弄堂第一次開進小車（實際上還沒有開到樓下，因為路太窄了）。我年幼的心靈也被虛榮心充滿了。
大約一個星期後，父親回家了。我們問的不是故鄉，而是坐車的體驗。父親說： 車太小了，太擠了。靖韜高大，我也胖，擁擠！ 一路顛簸。不舒服，不如坐火車。那時候，從上海到無錫的公路，有一級到三級的等級。而所謂一級公路，和今天的高速公路是遠不能比的。這是父親第一次和小車遇見。
80年代中，父親得了癌症，手術後常常需要複診。此外，還求診中醫。曙光醫院坐專家門診的名中醫是錢伯文先生。幾個星期去一次，前一個晚上，家人就要去排隊了，一直到次日早上掛號。到了第二天，父親坐公交車去就診。雖然在診所的時間很短，實際上也不知道中藥的效果究竟如何，但錢大夫圓潤飽滿氣色頗佳的面容，以及和藹的詢問，為病人帶來的安慰和信心，是很大的，尤其是信賴他有起死回生之歧黃之術，就更有效用了。父親越來越孱弱了，公交車擁擠，一路站著，他很疲勞，逐漸站不動了，而請人讓座，也不是辦法，因為父親雖然消瘦，但很好強，並沒有一般病人萎頓的外表，即便有，擠車的乘客誰在意呢？父親生病前，已經到了大學教書。他曾經擔任一家中學的副校長，中學被轉並後，在同一個大樓擔任新創辦的徐匯區第二業餘中學的校長，學生都是因文革失學的成人。父親深得老師敬重。有一位老師聽說我父親病重，每次去醫院都是負擔，就告訴我們，她的一個學生，開出租車。哪天需要，他會幫忙。當時私人出租車剛剛起步，父親病了一段時間，家中經濟很緊張，叫車，頗覺負擔不起，父親也不願意。聽到這個邀請，有一次去曙光醫院，就安排了這位學生來接。送到後，他說，下午看完了，他再來接回。就這樣，父親第一次病中乘坐出租車，比擠公車，感覺良好甚多。
幾天以後，那位老師傳話來，車資尚未支付。原來她介紹時，沒有特別說明，不是提供免費服務，司機當天也沒有提出收費。面子和含糊其詞之間，我們誤以為，老師的學生好意相助一臂之力。那就支付了費用。稍感意外的是，這位司機開出了包車一天的費用。父親看到這個「高價」，有點鬱悶，以後還是坐公車去醫院。至於做兒女的我們，只有無奈了。上海逐漸進入了激情和騷動的改革開放，人情漸漸淡薄了。也許，病中的父親這時想起了那次故鄉之行？姑父的專用伏爾加小車，雖然擠了些，但父親心情一定很不錯，何況那時身體很好，在旅途中和表妹聊了多少陳年往事。
沒過多長時間，父親又坐了一次專車。那天晚上，父親漸漸昏迷。看著病勢沉重的父親，我們商量如何辦好。似乎在家，看著無力回天的父親，總欠缺了什麼，雖然這幾年來，經驗早就教會了我們，醫院對於父親，並無任何作用了，何況最後的時光？ 如果有現在的見識，也許會讓父親在家裡安靜地離去。母親，我們三個兒女包括二姐夫，還是決定打110。同時給在奉賢農場的大姐發去了電報。很快，一部救護車來了。深夜，紅白色相間的燈閃爍在沉沉黑暗中，弄堂寂靜得先死去了一般。父親被抬進了車廂。我也跟著坐了上去。從家到中山醫院急診室，不到十分鐘路程。回憶起來，第一次坐救護車，車的平穩和內部嶄新的裝置，給我很深的印象。在短短的幾分鐘內，我眼前不斷晃動著不會騎自行車的父親，一頭熱汗，跟著、扶著我跑，在父親學校的操場上使勁踩著自行車往前，用速度保持踉蹌與平衡的我。父親平靜地躺在擔架上，渾然不知，這是一趟單程旅途，也是他最後一次，乘坐小車。
父親和車的往事，在腦海中閃過，其實只是瞬間，卻歷歷分明，也許，這就是記憶釋放的力量吧？ 維特根斯坦在《邏輯哲學論》中寫了最後一句話：「凡是不可說的東西，就應該對此保持沉默。」法國當代哲學家翁弗雷在他的著作《自然的棄兒》中說，多少大學教師對這句話苦苦思索，不得其解。翁弗雷寫道：他們不明白，凡是不可說的東西，就應該把它活出來！按照他的理解，人的生平就是一件作品，其實是最簡單和最謙遜乃至於一個文明的最上等的存在。我想，人生活出來的方式，代替了說出來，確實是高人的見解。多少凡夫俗子，黎民百姓，他們手不能書，口拙於辭，但人生的作品未必比言說一輩子的更不具品位；而這個說法也為以思考、寫作窮其一生卻不幸黯然收場者，解套了。維特根斯坦和翁弗雷多「沉默」和「活出來」，在「記憶」的語境中，也是頗有意義的。記憶是生者對往事的潛沉方式，對逝者的追懷往往以最深的沉默存在。有時，它可以說出來，但也能活出來。在記憶中，一個個人，乃至一個群體、民族，是活著的。歷史和歷史寫作的價值，或許就是尋找、保存，就是復盤、喚醒一種稱為記憶的模糊碎片和影子。
2020.12.21，冬至日
(邱辛曄，字冰寒，80年代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。留學美國，獲得碩士學位，涉及東亞研究、世界現代史、圖書館與信息等專業。擔任法拉盛圖書館副館長15年，曾獲得美國國會、紐約市議會、紐約市主計長嘉獎。是法拉盛詩歌節執行委員、紐約海外華文作家筆會副會長、《紐約一行》編委。撰寫、合寫、主編各類著作包括《顧雅明傳》、《法拉盛傳》、《法拉盛故事》、《詩夜星遊集》、《解語落花》、《深洞》、《紐約不眨眼睛》等。散文獲26屆漢新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