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憶似水 / 趙淑俠
新冠肺炎如爎原大火，席捲了整個世界。紐約是重災區，為了防避疫症，人們都躲在家中，我已五個星期沒有走出公寓的門，日子過得甚是鬱悶，五月一日那天，像每天一樣的打開電腦，先看中文的國內新聞：「旅美華人作家於梨華染疫病逝」，甚麼，於梨華病故了！她已不在人世了！……我愣愣的對著那些字，一時無法整頓情緒。
遷居美國已十多年，兩人之間沒有往還，若說彼此不相識嗎？當然不是真話，我們曾是同學，有過共同的少女時代，也曾是無所不談的密友，前後一算，相識整整七十年，比一甲子還多了十年，時間不可謂不長。
一九四九年初，在內戰打得激烈，國軍節節敗退之際、父母帶著我們一群孩子，逃難到台灣，基隆上岸後，立刻隨著一群同鄉朋友直奔台中。一家人住了三週旅館，便搬入購得的新屋，算是安定下來。那時我正讀高中，要立即找個學校播班，目標是台中最好的女子中學台中女中，但學期中間不能入學，只能旁聽，於是我便做了班上唯一的旁聽生。位子就在於梨華的旁邊。她白衣黑裙齊耳短髮，拍拍旁邊的椅子，說：你坐這裡……她是我在臺灣認識的第一個同學。
那時的台中女中全校只有五個外省人，梨華本是那班唯一的一個，加上我變成了兩個，她顯然為此十分高興，對我友善且照顧。她父親是台中糖廠的廠長，家就住在糖廠的大院子裡，從第一天相識起，她便邀我去她家玩，我很快的便真去了，認識了她的父母家人，她家孩子也不少，妹妹雅華和好幾個弟弟。她最小的幼弟大約只有兩三歲，最為她疼愛，喜歡蹲下來叫那弟弟親她的臉。她把臉轉來轉去，叫那小弟「親這邊」「親那邊」，看來非常甜蜜。我家中也有個差不多大小的弟弟，回去也效法她那樣把臉轉來轉去，叫「親這邊」「親那邊」，覺得非常有趣。
我初到臺灣，不懂本地話，對很多事都弄不清，梨華很起領導作用。大環境在變，內戰已呈結束狀態，逃難的人大批湧進臺灣，急需入學的學生每天在增加，為了安頓這些學生，學校建立了一套辦法，例如增加班次等等。梨華和我都上高三，但高三學生太多，要由一班分成文理兩班，梨華是理班，我是文班，兩人也曾依依不捨，還互贈了一張照片以為紀念。好笑的是文理兩班的教室並排而立，就在隔壁，走路只需三四分鐘，要見面容易得很，「別離」是強說愁似的假議題。事實是，少年人交朋友容易，沒過多久，就各交了幾個自己班上的新朋友，兩人間的互動，自然而然的就少了。女中畢業後，更是滄海桑田各有命運，斷了往還。
我一九六○年到歐洲，很努力的打拼，想在陌生的歐洲爭取一方生存之地。那時世界表面和平，其實冷戰較勁的氣氛正濃，歐洲的社會風俗與我過去的生活環境大大的不同。這一切，讓我這個台灣出來的青年女子感到震憾，尷尬，情緒抑鬱很不快樂。直到學成美術設計師，在工作上找到興趣，心情才開朗起來，自覺前途顯現了一線曙光。
那時我的全部精神都投注在工作和生活上，除了每月給臺灣家人一信外，跟外界幾乎斷了往來。
一九六七年的初夏，突然收到吉錚從美國來信，說將同於梨華遊歐洲，想到瑞士看看我。緊接著梨華的信也來了，滿篇思念的話，闊別多年想要見我。其實吉錚與我並不熟，總共只見過數得過來的幾次，但她專程要來拜訪我，信寫得誠懇，懷舊之情躍然紙上，而梨華，曾是我同窗老友，有過密切交往，我當然是歡喜見到她的。我回信說：老朋友，我張開雙臂歡迎妳們。
那時我們正在搬家，從市中心區搬到綠林區的一棟老屋，其實房子本身很普通，吸引我的是前院門邊上的那棵紫楓樹，後來我索性就給她取名叫紫楓園。老屋更新頗像老人裝年輕，十分麻煩而不見有多大功效。光是裡裡外外的刷洗上色已折騰了好幾遍，然後還要換百葉窗，要重舖地毯，各屋堆著大紙箱，新製的窗簾也還沒掛上，而後院要開闢菜園，工人正在掘土挖石的施工……說真的，真不是接待客人的好時光。
我在公司請了三天假，預備接待朋友。兩人依約而來，十幾年離別，終於在這麽遠的異國他鄉見面了。
吉錚穿一身淡綠色旗袍，頭髮挽在腦後，眼角眉梢間有掩不住的輕愁。只在見面的短短時間內，我便發現她幾乎已是另一個人。她溫柔厚重、態度坦誠，使我無法不喜歡她。
梨華也彷彿變了不少，我們同窗時的青澀女孩子氣沒了，代之的是以前沒有的成熟和幹練，最沒變的是她爽朗的個性，見面沒寒暄兩句話就說：「我好餓，路上我就跟吉錚說，不知趙淑俠會給我們吃甚麽？」。聽她的話我才明白，原來她們已在歐洲遊歷了十來天，卻一頓中國飯也沒吃過。吉錚也說：「我的胃已經受不了啦！」我說：「在這裡要去中國餐館得開車兩個小時。我給妳們準備了中餐，來吧！」
三個人坐在餐廳裡，我端上早預備好的菜餚，吉錚高興的說：「四菜一湯，紅燒牛肉……真好！」於梨華問：「你先生呢？怎麽不來吃飯。」「他去西德出差了，後天才回來，你們這次見不到了。」「他出差很多嗎？」我說：「不算少。」見兩人吃得快樂，我又說：「你們來得太急促了，否則我可以發綠豆芽，做豆腐給你們吃。我會做豆腐，跟一個香港來的朋友學的。不過我做的豆腐只能煮不能炒，一炒就碎。」
吉錚聽得笑了起來，梨華停下筷子，看了我一會道：「先生經常出差，你就發豆芽做豆腐。趙淑俠很勇敢！」「這裡的生活就是這樣子，買不到中國食品。」我挺不在意的說。其實從她的表情上，我看出老朋友的關懷。
那晚上三個人聊天話舊，談到往事、故人、也談到她們的小說創作，兩人都有大計劃。她們也問到我未來有何打算？梨華說：「記得你喜文學，我們同班時你的作文是最好的。」我說：「我現在的目標就是做好設計工作，在西方商用藝術界佔一席之地。歐洲缺少一個華文文壇，將來有待努力……」我說了一大串有關對歐洲華文文學的想像。三個年輕女士氣宇軒昂，直說到深宵三點。第二天我陪她們去蘇黎士，逛公司、看錶店、吃瑞士飯，本來還想乘遊輪繞湖一周，卻因走得太慢，晚了幾分鐘沒趕上，只得望湖興嘆。
三天很快的過去，我把她們送到機埸，鄭重道別。第二年，就是一九六八年，我先生去波士頓開會，我也跟著來休假，看朋友，還在梨華家待了兩天，認識了她丈夫孫至銳。覺得他們的生活滿和諧，真沒料到後來會離婚。更沒料到的是吉錚竟以自盡結束了她年輕的生命。
那些年，我一直努力而認真的生活，在歐洲的美術設計界Susie Chen不是陌生的名字，但我不以此為滿足，文學創作始終是我深心裡的最愛。真正不間斷的專業寫作，自一九七二年起始。那年我決心擱下設計工作回歸文學，發表了一連串的散文、短篇小說、長篇小說之類。我的作品在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和美國、歐洲的中文報章雜誌上發表，由於很真實地反應了海外華人的心態，也就很引起讀者的共鳴，整個的發展過程尚稱順利。但我認為只有華人能領略其中含意是不夠的，我是多麼希望那些歐洲人也能體會到，他們國家內的移民們的所思所需，而能產生更深的瞭解與和諧。
一九八七年初，我的第一本翻成德語的短篇小說集《夢痕》Traumsyuren），在西德出版，因為內容描寫的是海外華人的遭遇和情感動盪，寄居他鄉的寂寞，日常生活中的困難等等，使西方讀者初次注意到，原來這些移民來的中國人的生活和心理，並不似他們想像的那麼單純，在豐衣足食之外還有精神需求和家國之思，和必需面對的困境，乃至因西方社會對華人歧視而衍生的困擾。這使他們很出乎意外，立即引起廣泛的注意，瑞士的幾家大報都有評論和介紹，記者來採訪、電視來做專題紀錄影片，許多文化團體來邀請我做演講。通常的情形是：從主持人到聽眾全部是西方人，只有我這個主講人是東方人。後來又出了德文短篇小說集「翡翠戒指」，並把長篇小說「我們的歌」的德文本出版。
歐洲原是華文文學的沙漠，由於華裔移民漸漸增多，華裔作家也相對的多起來，但都是閉門耕耘，各寫各的，並沒有以文會友的機會。基於這種情形，我聯絡一些文友，大家熱心奔走，歐洲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全歐性的華文文學組織：「歐洲華文作家協會」於一九九一年三月在巴黎成立。所謂歐華文壇，終於有聲有影的傲立於世。
這段時間我和梨華並無直接往還，只是偶在開會時遇到，也曾同台演講。一九九一年「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」在洛杉磯開第二屆大會，我遠從瑞士趕來出席，兩人相見談笑甚歡，梨華曾到我的房裡聊天，老朋友說的盡是陳年往事。但最後還是談到小說創作。我說：「你的小說寫得好。但如果走出海外華人的圈子，和當地人直接往還的故事，寫起來也很好。」她聽了顯然不太高興，道：「那樣就能促進不同民族更團結嗎？小說家的任務就是把小說寫好，不應對社會呀！民族呀，負甚麼責任！」
有關這一點我和梨華的看法總是相異，她認為「作家只管把文章寫好，別的不管」，我則認為：「作家是社會一份子，不能說對社會沒有責任」。
目前我的近況可說十分「安靜」。因健康關係，停止寫作已數年，不去旅行開會，不做演講，當罷休時且罷休，平心定氣的過著伴藥生活。但梨華大去，仍使我感到震動，不得不寫篇小文來送她。
梨華天份高，又肯好學努力，從年輕寫到老，從不懈怠。她著作等身，卓然成大家。如今譽載盛名，帶著飽滿的一生歸去，應無所憾了。但我憶起前塵往事，腦際頻頻出現那個白衣黑裙齊耳短髮的女孩，她拍拍旁邊的椅子，說：你坐這裡……回憶似水將人淹沒，七十年是何等的長，怎麼在感覺上竟是如此的短！回眸往事悲不自勝。梨華一路好走！
(2020年6月4日世界日報副刊)
(趙淑俠，生於北平。49年隨父母到台灣，60年赴歐洲，原任美術設計師，70年代開始專業寫作。著長短篇小說和散文作品四十種，計五百萬字。其中長篇小說《賽金花》及《落第》拍成電視連續劇。80年獲台灣中國文藝協會小說創作獎，91年獲中山文藝小說創作獎。2008年獲世界華文作家協會終身成就獎。1991在法國巴黎創辦「歐洲華文作家協會」。2002年到2006年，為「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」副會長，會長。目前為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榮譽副會長。出版三本德語著作。中國大陸於1983年開始出版趙淑俠作品，受到好評。並受聘為人民大學、浙江大學、華中師範大學、南昌大學、黑龍江大學，鄭州大學等院校的客座教授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