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作者父親)

   圖書館的新書增加了不少。確切的說,是購買的書不斷上架,但被借閱的數量正在減少: 雖然可以上網預訂、取書,但不如在書架前瀏覽便利。對於沒有確定閱讀目標,也不以做學問為追求的讀者而言,走過一排排書架,和某本書突然對眼,本身就是一件愉悅的事件。

    我因為在圖書館工作,在新冠疫情中,還能享受那樣的「豔遇」。而且,看著一個接一個「美人」在書架婷婷玉立,頗為不忍,往往一下子帶回家數十本之多,即使翻書多,仔細閱讀少。《歲月慈悲》,一本華語文學散文集,就是這樣被我帶回家的。

    今天翻閱,看其中一篇,詩人楊牧的「記憶」。其中說:「我很憐憫那些沒有童年記憶的人 — 也許他們並不是沒有童年,當然不可能沒有,只是他們竟忍心讓那些記憶流失,消逝在歲月的背後,好不珍惜。……」他是說,留住記憶,歲月在記憶中能有「發生過」之後的又一種生命吧?是說,詩人尤其敏感而知惜?也許他說得有點狠,那些記憶漸淡者,何嘗是「忍心」呢?或者,記憶本身也是有生命的,持有它的人,未必能控制記憶,記憶更有潛沉、默然的性格;而人有百種,他們的遭遇和苦痛,和記憶的關係,則有千般的複雜。

    窗外,一部車慢慢開過,在才清掃了積雪的路面上,輾出悶悶的聲音。父親和車,幾個圖像突然進入了我的思緒。片刻的時間裡,濃縮的記憶釋放了。

    我小時候,車,主要指公交汽車,卡車。小汽車是很少的,有,也不入尋常百姓居住的弄堂,城市邊緣的狹窄馬路。簡而言之,和日常生活無緣。有一天 — 那是上世紀70年代初,家裡來了客人。我父親的表妹和她的丈夫,從廣州飛到了上海。我父親三歲沒了娘,那位表妹是父親的親阿姨的女兒。父親十二歲那年,去青陽阿姨家走親戚,他的祖父、父親,就是那天,被日本軍人抓走、殺害的。表妹在三年「自然災害」中,闖關東去了,在那裡安家。丈夫是退伍軍人,是獨臂將軍余秋里的部下,十八歲當了師長。退伍後,隨老首長進入大慶油田。這次從東北飛到廣州,又飛上海,有油田副總指揮的身份。奇怪的是,到上海的一個目的,是取一部小車,然後一路北上回東北。我至今記得,表妹夫婦(也就是我的表姑和表姑夫)飛到上海,沒有住賓館,卻要住在我家。父母把一張大床讓出來。姑父身高在一米八五以上,魁梧壯實,在不到十歲的我的眼裡,如神一般氣度軒昂。那晚,他們帶來的菠蘿,是我第一次看見這種水果。

    姑姑和姑夫回東北前,要去無錫、青陽探親。這麼多年,姑姑還沒有回過故鄉。他們請我父親陪同,父親也義不容辭,而且分享了他們「衣錦還鄉」的光榮。於是,父親也許第一次坐上了小汽車。那天早上,一輛蘇製伏爾加豪華轎車開到了弄堂口,接了三位。在我的記憶中,小弄堂第一次開進小車(實際上還沒有開到樓下,因為路太窄了)。我年幼的心靈也被虛榮心充滿了。

    大約一個星期後,父親回家了。我們問的不是故鄉,而是坐車的體驗。父親說: 車太小了,太擠了。靖韜高大,我也胖,擁擠! 一路顛簸。不舒服,不如坐火車。那時候,從上海到無錫的公路,有一級到三級的等級。而所謂一級公路,和今天的高速公路是遠不能比的。這是父親第一次和小車遇見。

(作者邱辛曄)

    80年代中,父親得了癌症,手術後常常需要複診。此外,還求診中醫。曙光醫院坐專家門診的名中醫是錢伯文先生。幾個星期去一次,前一個晚上,家人就要去排隊了,一直到次日早上掛號。到了第二天,父親坐公交車去就診。雖然在診所的時間很短,實際上也不知道中藥的效果究竟如何,但錢大夫圓潤飽滿氣色頗佳的面容,以及和藹的詢問,為病人帶來的安慰和信心,是很大的,尤其是信賴他有起死回生之歧黃之術,就更有效用了。父親越來越孱弱了,公交車擁擠,一路站著,他很疲勞,逐漸站不動了,而請人讓座,也不是辦法,因為父親雖然消瘦,但很好強,並沒有一般病人萎頓的外表,即便有,擠車的乘客誰在意呢?父親生病前,已經到了大學教書。他曾經擔任一家中學的副校長,中學被轉並後,在同一個大樓擔任新創辦的徐匯區第二業餘中學的校長,學生都是因文革失學的成人。父親深得老師敬重。有一位老師聽說我父親病重,每次去醫院都是負擔,就告訴我們,她的一個學生,開出租車。哪天需要,他會幫忙。當時私人出租車剛剛起步,父親病了一段時間,家中經濟很緊張,叫車,頗覺負擔不起,父親也不願意。聽到這個邀請,有一次去曙光醫院,就安排了這位學生來接。送到後,他說,下午看完了,他再來接回。就這樣,父親第一次病中乘坐出租車,比擠公車,感覺良好甚多。

    幾天以後,那位老師傳話來,車資尚未支付。原來她介紹時,沒有特別說明,不是提供免費服務,司機當天也沒有提出收費。面子和含糊其詞之間,我們誤以為,老師的學生好意相助一臂之力。那就支付了費用。稍感意外的是,這位司機開出了包車一天的費用。父親看到這個「高價」,有點鬱悶,以後還是坐公車去醫院。至於做兒女的我們,只有無奈了。上海逐漸進入了激情和騷動的改革開放,人情漸漸淡薄了。也許,病中的父親這時想起了那次故鄉之行?姑父的專用伏爾加小車,雖然擠了些,但父親心情一定很不錯,何況那時身體很好,在旅途中和表妹聊了多少陳年往事。

    沒過多長時間,父親又坐了一次專車。那天晚上,父親漸漸昏迷。看著病勢沉重的父親,我們商量如何辦好。似乎在家,看著無力回天的父親,總欠缺了什麼,雖然這幾年來,經驗早就教會了我們,醫院對於父親,並無任何作用了,何況最後的時光? 如果有現在的見識,也許會讓父親在家裡安靜地離去。母親,我們三個兒女包括二姐夫,還是決定打110。同時給在奉賢農場的大姐發去了電報。很快,一部救護車來了。深夜,紅白色相間的燈閃爍在沉沉黑暗中,弄堂寂靜得先死去了一般。父親被抬進了車廂。我也跟著坐了上去。從家到中山醫院急診室,不到十分鐘路程。回憶起來,第一次坐救護車,車的平穩和內部嶄新的裝置,給我很深的印象。在短短的幾分鐘內,我眼前不斷晃動著不會騎自行車的父親,一頭熱汗,跟著、扶著我跑,在父親學校的操場上使勁踩著自行車往前,用速度保持踉蹌與平衡的我。父親平靜地躺在擔架上,渾然不知,這是一趟單程旅途,也是他最後一次,乘坐小車。

    父親和車的往事,在腦海中閃過,其實只是瞬間,卻歷歷分明,也許,這就是記憶釋放的力量吧? 維特根斯坦在《邏輯哲學論》中寫了最後一句話:「凡是不可說的東西,就應該對此保持沉默。」法國當代哲學家翁弗雷在他的著作《自然的棄兒》中說,多少大學教師對這句話苦苦思索,不得其解。翁弗雷寫道:他們不明白,凡是不可說的東西,就應該把它活出來!按照他的理解,人的生平就是一件作品,其實是最簡單和最謙遜乃至於一個文明的最上等的存在。我想,人生活出來的方式,代替了說出來,確實是高人的見解。多少凡夫俗子,黎民百姓,他們手不能書,口拙於辭,但人生的作品未必比言說一輩子的更不具品位;而這個說法也為以思考、寫作窮其一生卻不幸黯然收場者,解套了。維特根斯坦和翁弗雷多「沉默」和「活出來」,在「記憶」的語境中,也是頗有意義的。記憶是生者對往事的潛沉方式,對逝者的追懷往往以最深的沉默存在。有時,它可以說出來,但也能活出來。在記憶中,一個個人,乃至一個群體、民族,是活著的。歷史和歷史寫作的價值,或許就是尋找、保存,就是復盤、喚醒一種稱為記憶的模糊碎片和影子。

   2020.12.21,冬至日

(邱辛曄,字冰寒,80年代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。留學美國,獲得碩士學位,涉及東亞研究、世界現代史、圖書館與信息等專業。擔任法拉盛圖書館副館長15年,曾獲得美國國會、紐約市議會、紐約市主計長嘉獎。是法拉盛詩歌節執行委員、紐約海外華文作家筆會副會長、《紐約一行》編委。撰寫、合寫、主編各類著作包括《顧雅明傳》、《法拉盛傳》、《法拉盛故事》、《詩夜星遊集》、《解語落花》、《深洞》、《紐約不眨眼睛》等。散文獲26屆漢新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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